摄影是非语汇性交流的一种形式。在最佳情况下，一幅照片可以把一个人（摄影师）的思想传达给另一个人（观看者）。在这方面，摄影类似于其他非语汇性艺术形式，例如绘画、雕塑和音乐。贝多芬的交响曲可以 向它的听众诉说；伦勃朗的绘画可以与它的观众倾谈；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可以和它的倾慕者交流。现在，贝多芬、伦勃朗和米开朗基罗已经无法亲身解释其作品背后的含义，但这种现身说法早已变得多余。即使他们不在，交流依然可以实现。

摄影的交流也可以如此顺畅。对我而言，“摄影”一词的含义远远深于其日常使用的含义。真正的摄影师拥有一种共同的特质，观看他们的作品可以胜过对主题和事件的直接介入。当看到纽曼（Arnold·Newman）或者阿勃丝（Diane·Arbus）的人像作品，我会觉得自己似乎认识照片中的人物，即使我从没见过他们。当看到亚当斯（Ansel·Adams）、韦斯顿（Edward·Weston）或者卡波尼格罗（Paul·Caponigro）的风景作品，我会感受到悬崖峭壁的威严、小花朵的精致和雾中森林的神秘，即使我从没站在过三脚架所在的位置。当我看到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的街景作品时，我会感觉到他那被定格成永恒的“决定性瞬间”的得意神采，即使这一瞬间发生时我没有站在他身边；当看到尤斯曼（Jerry·Uelsmann）那浮在空中的树时，我会感觉到笼罩在影像周围的超现实感。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那是因为艺术家们成功地向我传达了信息。照片已经把所有的话说清楚了，而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一张有意义的照片——一张成功的照片可以做到以下的其中一点。它可以让观看者（或者迫使观看者）注意到一些曾经见过多次，却没有真正看清的事物；可以让观看者看到一些他从没预见的事物；可以提出问题，也许是不确定或者无解的问题，从而产生神秘感、疑问或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它可以拓展我们的眼界和思想。它扩大了我们的见识面。它唤起了敬畏、惊奇、趣味、怜悯、恐惧或其他上千种反应。它向我们的世界发出新的光芒、提出新的问题，或者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而在此之上的，是摄影固有的“真实性”（吸引千百万人购买35mm相机和每天拍摄数码快照的真正原因），它使摄影区别于其他所有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折点，刘易斯·海因（Lewis·Hine）通过他的童工专题，在社会公义和艺术摄影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些作品直接促成了人道的儿童劳动法的实施。在19世纪30年代和19世纪40年代，安塞尔·亚当斯、爱德华·韦斯顿和许多其他摄影家通过他们的风景摄影，引起了人们对环境的公众意识。很多国家公园、州立公园和特定野生保护区，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摄影的力量而建立起来的。在大萧条时期，伯克·怀特（Margaret·Bourke·White）、埃文斯（Walker·Evans）、兰格（Dorothea·Lange）以及其他摄影师用他们的艺术才能把南部沙尘区的艰苦家庭带到美国的公众视野。只要运用恰当，摄影可以成为最永恒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