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菜最怕说“随便”
不知多少次,白岩松看到有汽车严重违章,就主动向司机指出他的错误,甚至逼迫对方停下来,把道理讲完了才让他走。看到别人随地乱扔东西,他不论什么场合,都会走上前去,对扔东西的人严厉地说:“您不要乱扔东西行吗?”白岩松说:“有时我也觉得自己跟有病似的。但不能忍受别人干一些有损大家、有损社会公德的事,男人应该不宽容,看到生活中不喜欢的东西要发言,看到社会中不好的东西要敢于站出来。”
熟悉白岩松的人都知道,他平时说话很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有时直接得近乎苛刻。所以刚开始与同事相处,难免和别人起冲突,但时间久了,大家就不太在意了,因为知道他无心害人,就是不太会拐弯。相反,如果他喜欢谁,就特别讲哥们儿义气。所以在同事和朋友中,白岩松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不只是做人,白岩松当领导也是直率的。工作中,他看到下属有不对的地方,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来,大家可以一起争、一起吵,但反过来,他也会站在下属的立场为他们着想。
现在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风气,就是喜欢凑合、随便。让白岩松点菜,他从来没有说过随便。他喜欢吃什么就点什么,喜欢什么就说什么。每每吃饭时遇到别人说“随便”,白岩松就特别痛苦,因为他实在不知道怎么给别人点菜培养儿子一颗辽阔的心
内蒙古有两个,一个是城市的内蒙古,一个是草原的内蒙古。虽然内蒙古的城市和草原离得非常近,但不生活在草原上就是不一样。晚上在草原上的蒙古包里睡觉,看到地平线会感觉自己渺小得一塌糊涂,而如果晚上住到城里,屋子里有暖气,窗外也不会有狼的嚎叫,就与真正的草原内蒙古不同。内蒙古的2000万人口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相对城市化的空间,真正生活在草原的人很少。
蒙古族人不像汉族人那样注重人际竞争力。因为竞争压力,汉族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学习钢琴、奥数、网球等,为的是让他们在人际竞争中取胜。蒙古族人教育孩子时,人本的东西更多一些,很少干预他们的娱乐,更注重对生命本身的培养,而这是下意识的,并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由于母亲是汉族人,父亲又是教师,父母对白岩松不像其他蒙古族家庭一样宽松,因为父母不让他游泳,所以他至今还是旱鸭子。但是,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使白岩松也有相对较为轻松的成长环境。儿时的白岩松也像其他蒙古族孩子一样在草原自由自在地玩,在他的记忆里,很少有在家做作业的情景,寒、暑假也是一两天就把作业写完了,更多的时间是和小伙伴在一起。他们到处疯跑,一起讲故事、玩游戏,想办法偷家里一点破烂去换几本书。
受草原文化的影响,白岩松对儿子的教育也是阳光式的。他认为人在不同的环境中会激发不同的属性,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激发的是心智、人斗,当回归到人与自然的共存中,人本、生命力的东西就会多一些,自然发现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很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对儿子的期望是不需要出色,但要很健康,不只是身体健康,还要心理健康。培养儿子拥有一颗辽阔的心,做个阳光的人。
取消制片人制度
白岩松曾有个惊人的“壮举”,2003年,他一口气辞掉了三个节目的制片人工作,专心做主持。制片人是电视台的领导者,不但收入高,而且掌握人、财、物一系列权力,一般人都不会舍得放弃。但白岩松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事,“屁股决定脑袋,大家看白岩松还是习惯主持人的形象。生命中不同的阶段需要承担一些分外责任,我觉得我承担完了,而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可谓不负我心。节目成熟了之后我必须以白岩松的方式活着,而不是以制片人的方式活着。我还是回到主持人这个身份,更独立、更尖锐、更锋利。”
白岩松当时的态度是坚决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在事隔一年后的2004年9月,他又担任了改版后的《东方时空》制片人的角色,原来这是台里领导下的命令。《东方时空》栏目改革,台领导8月12日告诉白岩松,节目9月1日就开播,这么大的动作,这么短的时间,白岩松没有回绝的权利。从《东方时空》开播时他就在这里,他觉得自己有担当的责任,但条件是干到2004年的年底,他做制片人只要了节目决定权和改变节目的决定权,五六个月的时间他带领一班人马努力工作,使《东方时空》收视率从0.7%%一直上升到2.2%%。中央电视台各节目收视率表显示,《东方时空》在央视所有节目里仅排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电视剧、《收视指南》之后,名列第五。
制片人制度最早由《东方时空》在1993年引进,又在《东方时空》中结束,白岩松现在已经彻底把《东方时空》改成了编委会下的主编负责制。主编搜集题目,开会时向编委会汇报,编委会集思广益,确定内容后让主编去执行。
白岩松说:“月刊性的电视节目实行编委会制没有必要,但对于日刊新闻杂志性电视节目,就要靠智商来做节目,选择角度和如何表达、实现是立命之本。所以最好要有人对节目长期负责、有人具体负责。一组人决定的节目,不一定最好,但绝不会最差。”
白岩松说将来收视率稳定了,他就可以只做主持人了,也可能做编委,和其他编委在编委会共同工作,但不做直接的决策者。 |